另一幕场景，是1971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来开会的“四大金刚”在这里被捕，在被带走前，邱会作噙泪对周恩来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多年以后，邱会作一直坚信，虽然从来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变成了反革命，但是当党不相信你的时候，更是要相信党，唯有如此，活着才有信念。
邱会作被中央警卫团战士带到地下室，直接上汽车，两边各有一名警卫人员将他的双手紧压住。当汽车进入位于顺义的卫戍区警卫3师营房时，邱会作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宣告完结。
红军时期的惊悸虽然来势汹汹，但很短暂，只是瞬间决定了他的生死。而作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被捕，使邱会作就此从高位上跌落，且相比较“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众多党政军干部，邱会作没有获得平反的机会。他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戎马岁月
在这两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外，邱会作的一生相比其他高级军官的回忆录，要显得平淡、枯燥些。这是由邱会作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碌于后勤工作。征粮、征集物资、筹办军饷、办副业生产、记账、建设兵站……
后勤岗位上缺乏一线指挥员亲临矢雨指挥战斗的种种精彩故事，因此在写回忆录时不容易出彩。但不惊心动魄并不意味他的工作不重要；相反，后勤工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战争说到底还是比拼资源消耗的过程。
邱会作是江西兴国县人，此地因“盛产”解放军将军，而被冠名为“将军县”。邱会作的一家三代都参加了苏维埃工作，祖父是检查站站长，父亲是村土地委员会委员，母亲是妇女挑担连的排长，哥哥早他加入红军并在长征中阵亡。邱会作从参加儿童团查路条做起，15岁加入红军，最初是当“超编的传令兵”。
邱会作还算读过几本书，这在红军中比较难得，所以他马上转任连部的文书。在执行完一次新兵护送任务后，他被调到团部宣传队任宣传员。邱会作见证了清洗AB团运动，年幼的他一度以为自己所加入的共青团就是AB团，惶惶终日。他平安度过了反AB团时光，但亲眼所见刀砍脑袋、石头砸头的处决情形让他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