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审判、关押、出狱、地方安置，四人的后半生命运皆如此。除了黄永胜由儿子黄正写了一本纪实文学著作《军人永胜》，其余三人皆留下了回忆录，全在香港出版。这四位曾经的军队高干早早脱离了体制，所以他们的回忆录跟从体制内离退休的老将军们的回忆录相比，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邱会作的回忆录，虽然真实性需要考证，但写得尤为详细。
生命中的两个重要时刻
在邱会作大起大落的一生里，有两个时刻让他终生难忘，或者说这是改变他的命运的转机。
1934年的金秋十月，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邱会作做了许多后勤筹备工作，他不仅了解中央机关将退出中央苏区的秘密，还更清楚红军的真正实力。国家政治保卫局担心，邱会作开小差会给全军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便决定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处决）。
某个黄昏，邱会作被突如其来的人绑了起来，来人给他出示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不管邱会作百般辩解和喊冤，他还是被绑赴刑场。就在半路上，迎面走来了周恩来、邓发和邱会作的上司、军委供给部部长叶季壮。
据邱会作回忆，他死死盯着面带惊愕表情的周恩来，周恩来扭头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句话救了20岁的邱会作。死生一瞬间，邱会作念念不忘这次脱险，他把罪责归到王明的左倾路线上。
他得以幸存，但许多后勤部门的战友死于政治保卫局的清洗。政治保卫局的大清洗，带给邱会作以及同仁们深深的恐惧，这些恐惧远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们只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工作，谨慎得不敢多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