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肯尼迪教授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结构性冲突。他说，世界经济——这是最大的结构，中美同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个世界经济，从贸易、投资到制造，都是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会相对上升，而美国的份额相对下降，但美国经济也会继续繁荣。
这样的世界经济结构，既允许中国的相对增长，也允许美国相对而言和中国共享繁荣，而不必产生任何结构性冲突。简言之，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越大，大国间的结构性冲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样，整个世界经济的蛋糕变小，冲突的几率肯定会增大。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特别是对特朗普的白宫，需要“尽可能耐心”，而中国领导人懂得这一点。
肯尼迪教授列举了西方历史上两个富有战略耐心的领导人例子。一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明智而审慎，在统一德国后，非常密切地观察俄罗斯、奥匈帝国等强权的动向。二是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耐心大战略”，最近美国史学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书。
肯尼迪教授说，中美关系广阔而复杂，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种帽子戏法，能够使中美关系“突然转型”。另一方面，事缓则圆，两国应当秉持耐心和相互理解的政策，在未来多年里采用俾斯麦或艾森豪威尔式的战略妥协与耐心，问题是可能解决的。
“如果双方都认识到，在世界大国事务中，最重要的单一问题是避免严重的中美对抗，那么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肯尼迪教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