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芝兰唐人街
新贵与贱民的概念，是汉娜·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概念，用以解释二战时期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社会原因。她描述了犹太人作为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掌握着大部分的金融和商业资本，但又因为民族国家的缺失和部分地区政治体制的不健全，在政治权利上非常虚弱的状态。
这种处境与1945年以后的印尼华人非常类似。早在殖民时期，荷兰人控制着印尼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着现代工业；而印尼土著民族则大多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夹在中间的华人，充当起了中间商的作用，大多从事轻工业和商业，沟通二者。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荷兰人试图重新统治印尼尝试的失败，西方经济大幅度退出本土，留下了巨大的经济权力真空。
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印尼政府迅速将交通、采矿等支柱产业收归国有；此外，还以发展印尼土著族裔的产业为名，禁止了华人在乡镇开办零售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等商业权利。但华人凭借殖民时期积累的经验和资本，在国民经济的数量上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优势。60年代，只占印尼总人口2.6%的华人，控制着印尼社会70%的财富。
但是由于印尼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在社会中占据经济优势的华人并没有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1958年，军方发动叛乱，华人办学、办报的权利被大幅度限制。1965年之前，虽然三分之二的印尼华人都取得了印尼国籍，但是华人始终无法融入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之中，文化也难以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