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会不会悬崖勒马向中国道歉？
日本是一个岛国，传统中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容易用零和心态看周边、看亚洲、看世界，同时又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优越感，自认为是“解救亚洲”的领导者。日本自明治维新实行“脱亚入欧”政策之后，这种危机感与优越感交错上升，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最终成为引发侵略战争的主要动因。二战结束后，美国迅速将日本拉进了自己的冷战同盟，使日本失去了对其民族性与战争关系的全面反思机会。
今天人们看到，日本与东盟、与中国等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关系，的确比战后有很大改善。尤其是日本与东盟的关系，近30多年来稳定发展。很多人会以为，这是日本的巨额援助在发挥作用。其实，援助不过是一个因素而已。另外一些重要因素是，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重新重视亚洲的思潮。福田纠夫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日本首相时，推出了“福田主义”。福田向东盟国家承诺日本决不会作军事大国，并表示愿意将力量集中在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上，以“和平、心与心、对等”为原则开展与东盟的合作，这奠定了日本企业进入东盟的基础。
同样也是在这段时间，中日关系进入一个崭新阶段。1978年，福田纠夫促成实现了邓小平的首次访日，中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是，这样的政策变化仅仅停留在内阁政策的地步。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反映了战后和平主义的民意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延伸到整个民族从战争发动者而不是受害者的角度做出更深刻的反思。
如果给现在日本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做一个定位，到少需要考虑三个参数：一是视自身为“最优等”民族，是亚洲的领导者；二是视中日竞争为“零和游戏”，三是自认为已经是美国和西方价值观体系中的重要一员。这些参数决定了中日关系改善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