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直接决定了我们去把握整个时代最核心的逻辑。
要理解问题的根本，我们就要理解为什么以前我们可以如此繁荣？
长期跟着A森的老铁都知道，冷战时期，美国大规模的使用了举国体制，为后续的互联网革命诞生并转为民用奠定了技术支撑。而这个成本，却已经由军工、财税等很多领域先行支付了。
有了技术，没有人也不行。
从70年代开始，成批后进国家的奴口海量涌入全球化分工体系。既带来了成本的下降，又让分工更加专业化，还增加了新的市场。
按理来说，由于此前这么好的经验教训，在90年代互联网革命全面民用化后，美国政府应该再次启动新一轮举国体制研发前沿科技。
也就是说，把以前做对的事情，再来一遍，这样岂不是可以让美国国运长期繁荣下去？
成年人的世界，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归因”。
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帝国后，它们把自己的成功直接定义为“自由，人权，开放，民主和市场经济”。不仅用这套理论给后进国家上课，也PUA了自己。
此后，美国并没有完全承袭50~70年代美国举国体制发展前沿科技的模式，而是真的相信依赖民企竞争就可以直接产生下一轮技术革命。
对于任何有可能影响自己民企竞争力的海外公司，美国政府选择的是简单粗暴的长臂管辖策略，而不是支持美国企业提高产成品的竞争力。
就这样，互联网革命的红利不断被透支，但是，人口红利时代的大量财富并没有被投入大量前沿科技。事实上，这些当时创造的财富被用于金融空倒、大发超额福利、超前消费、地缘战争等等。
由于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足够久，尤其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竟然成瘾性的完全走上这条路，大量的新增财富被严重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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