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单单富士康这一个组装企业自身如何调整布局，而在于这种行为会对整条产业链的其他企业产生多大的示范效应。比如，生产手机屏幕、电池、螺丝、垫片的供应商是否随之转移？有多少愿意搬到印度？如果这个数字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就很可能在当地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
但要达到这一点，无论是对富士康，还是对印度而言，显然都没那么容易。
表面上，富士康跟印度政府看起来一拍即合。富士康致力于“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不断在印度扩充工厂，印度则致力于实现制造业强国之梦，力求到2026年成为合同价值3000亿美元的“电子制造中心”。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阻碍却远比想象的还要多。
首先，富士康不是今天才大举进军印度的，但迄今为止成果寥寥。
2015年5月，当时的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就立志要在2020年在印度建设10-12座工厂和数据中心，并计划斥资50亿美元在印度设厂。但其后遭遇买地失败、工厂食物抗议、生产效率低下等多重阻碍，让富士康倍感糟心。
更离谱的是，2021年5月，耗资10亿美元、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地区开设的富士康工厂，刚刚开工没多久，就成了疫情重灾区，工人纷纷倒下，机器停止运转，迫使富士康只能从中国大陆进口零部件，导致运费和材料费成本剧增。
其次，印度制造业的那些问题，不会遇到富士康就突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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