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博弈的战略需要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这些互联网企业合理的扩展、有序的扩展和健康的扩展,来保持这种竞争优势。此外,全球数字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创新周期,面临着三个问题。
第一是策源,谁是数字经济的策源地。第二是融合,过去更多是靠数字产业的发展驱动经济发展,接下来将更多是数字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与产业、城市、社会如何深度融合的问题。
第三是开放,我们如何构建一个商业的、能够在全球领域驾驭数字经济的生态,这比技术话语权要更加具有竞争力。数字经济的下半场更多围绕数实融合进行深度发展,因而数实融合是未来最大的机会。回顾我们互联网以来的数字经济发展历程,我们也能看到数字经济在中国的迭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十几年前有人说上海是互联网的沙漠,但现在可以见其发展之迅速。因此,笔者认为深圳在未来有更大的机会,与上海和杭州不一样,深圳有强大的制造业产业基础,因而产业的机会更多地在深圳。
当然,同时还有可能在北京,毕竟北京有大量的央企,这些央企都是产业航母,数字经济的平台企业能够通过国有企业的融合发展找到机会。前文所述都是软件方面,其实在硬件方面也一样。过去发展较快的地区肯定是北京和上海,但发展至今,深圳也追赶上来了。
目前“卡脖子”技术主要发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产业。在产业链供应链的通用零部件领域,如欧菲光、立讯等,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们缺乏高通芯片、Google安卓系统等核心部件和系统。在硬件领域,过去我们最大的机会是来自于手机所形成的产业体系,不断通过技术和产品迭代驱动。
未来,智能网联汽车等将是数字经济硬件最大机会,汽车将成为超级智能终端带动产业和经济的变革,并将影响和重新定义全球产业竞争的格局。以一城看一国,大国要有大城。我也是从这角度说大城才是一国的龙兴之地,用城市定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