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冷战后的美国是国王新装故事中那个自己不穿衣服,还耀武扬威地要别人按他的要求穿衣行事的国王,那俄罗斯就是那个敢于挑破国王裸身现实的小孩,但他反抗的方式是走到国王面前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对于这种用“愤世嫉俗”来抵抗“伪善”的策略,无论是部分欧美国家试图推销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还是另一些国家坚持的以国际法和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实都不能有效解开其中的困局。
隐含在“克里米亚原则”内部、在这次对乌军事行动中进一步体现的,则是俄罗斯方面的文明论理念:只有在超越个人甚至民族国家的文明范畴层面,将战争理解为俄罗斯文明(或者斯拉夫-东正教-欧亚文明)对西方文明及其代理人(乌克兰)的生存危机式的自卫反击,才能理解俄罗斯发动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其正义性才能得到伸张。
“文明/帝国的概念肩负的使命,是反抗由进步主义、科学主义、全球主义、后现代所构建的那个笼罩一切的无所不包的更大的帝国,即便这个更大的帝国是以捍卫个人和民族国家概念的面貌出现的。”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对乌的军事行动未必合“法”,却被视为合“理”,合乎更高的一种自然律。
截至2022年5月初,当年接受“芬兰化”政治方案的芬兰也在试图摆脱“芬兰化”的历史尴尬,正在申请加入北约,对冲突之后乌克兰进行“芬兰化”改造是否还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方案?而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口中已经处于“脑死亡”的北约,因为俄乌冲突正经历回光返照。
基于安理会五常否决权体系的联合国体系也在发生松动。略显讽刺的是,限制五常否决权的动议虽然由美国推动,但也得到了不少中小国家的支持,该过程背后体现的又恰恰是俄罗斯自己近年来大力推动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这场作为帝国间冲突的“特别军事行动”对人类政治生活基本规则的长时段冲击,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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