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里根知道这一想法，看来是支持这一提议的。我感到，布什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举行这样的会见。”与此有关，应提请注意的是，布什在发表自己的备忘录时，并没有对伊兹拉埃良的回忆录提出质疑。这使人们有理由认为，1984年在向总统办公厅通报与伊兹拉埃良会见时，布什认为自己就戈尔巴乔夫问题向总统报告是绝对的机密，以至于不能将这一部分谈话放在正式文件中。因此，伊兹拉埃良关于1984年4月他与布什会见的回忆录是可信的。伊兹拉埃良还写道：“关于秘密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可能性，美国人是否通过其他渠道进行了试探，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是否讨论了这一问题。多半是没有讨论。”
三、通过芬兰总统再次设法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秘密”联系
看来，对于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秘密”联系的提议能否成功，美国政府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同时在寻找其他途径组织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会见。这一时期在国务院主管苏联方向的马特洛克曾写道：“虽然我们设法与他建立直接联系，但不清楚如何着手。”
1984年2月23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主持书记处会议（即形式上已是党的第二把手），但他担任这一角色是“临时性”的，并没有以书面形式确认。所以，从手续角度看，他依然只是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不过，3月4日，苏联举行了最高苏维埃选举。4月11日，新的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当日，戈尔巴乔夫被选为外事委员会主席。正如克留奇科夫所指出的那样，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斯洛夫领导该委员会，在安德罗波夫时期是契尔年科领导该委员会。
换句话说，这一职务总是由党的第二把手担任。因此，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是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补充证明。有鉴于此，马特洛克指出，出现了“以国会领导人的名义向他发出邀请的可能性”。不过，在研究这一可能性之时，美国政府得知，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计划访问苏联。
在指出这一事实时，马特洛克关于戈尔巴乔夫是这样写的：“（我们）试图通过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与他进行接触”。毛诺·科伊维斯托4月26日抵达莫斯科，4月27日飞抵克里米亚休息。无论在机场迎接他的人，还是在与契尔年科的会见中，都没有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身影。但如果考虑到，他已于4月11日当选为外事委员会主席，毛诺·科伊维斯托可以亲自拜访戈尔巴乔夫并向他转交里根政府的提议。
从马特洛克的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举行了类似会见。这样，不早于26日，但不晚于27日，戈尔巴乔夫得到消息，里根政府想与他建立非正式的联系并把他视为苏联国家未来的首脑，进行预备性谈判。如果说美国副总统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度，那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出国，则不仅要征得同意，还需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很难说这是不是巧合，但我们知道，正是在1984年4月末，进行了一次取消戈尔巴乔夫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资格的不成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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