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日本，在占领缅甸全境，切断中缅公路，封死中国的对外输出通道后，也有占领英属印度并向中东长驱直入的野心。
于是日本高喊“亚洲人的事务亚洲管”的口号，将英军俘虏中的印度兵挑拣出来给钱德拉·鲍斯组建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组成了强大的印度国民军，最终在英帕尔战役中配合日军被英属印度军队大量杀伤，钱德拉·鲍斯也在1945年转移也就是逃跑时飞机失事而亡。
虽然二战期间日本和印度的合作极其惨烈，但却为日印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二战期间的印度虽然是名副其实的殖民地，但却在战后有机会派出大法官参与东京大审判。
而参与审判的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也充分发挥了不走寻常路的精神，公然为罄竹难书的日本战犯们摇旗呐喊，并炮制了诸如全体日本战犯无罪，侵略战争是国家行为，和个人无关等厥词。
虽然拉达宾诺德·巴尔的弱智发言并未改变最终的审判结果，但他的“仗义执言”，让日本上下感恩戴德，并授予其一等瑞宝章。1975年拉达宾诺德·巴尔死后，日本为其建立了纪念馆，2005年更是在靖国神社竖起了“帕尔显彰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日本人的“知恩图报”，拉达宾诺德·巴尔也成为靖国神社中供奉的唯一外国人。
可以说，拉达宾诺德·巴尔的存在，让日印之间找到了沆瀣一气的条件，从此两国关系情比金坚。
虽然冷战时代，印度长期与苏联携手并肩，好得像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再加上印度长期与第三世界打成一片，日印官方关系一度停滞。但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烟消云散，日印关系又很快随着美印关系的改善不断升温。
对于日本而言，由于战后深度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市场，因此日本的经济支撑远在海外。1978年改革开放后，日本与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合作，到2018年末对华累计投资项目数达51834个，累计规模高达1119.8亿美元，一度赚得盆满钵满。但问题是新中国作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在大量吸收外资后，拥有了厚积薄发的可能，说白了就是同日本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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