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4日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通过能源出口（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获得了约970亿美元的收入。而这些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与友好国家发生的能源贸易，而且不排除欧盟国家通过第三方渠道高价购买俄罗斯能源。
其二，在全球产业链结构中处于供给国和资源国的地位。
受疫情和战争影响冲击，全球产业链的供给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而需求方面的萎缩并没有那么明显，供给不足是造成全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高通胀的主要诱因。而沃尔金所说的“新G8”国家，基本上都是占据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的国家，他们的劳动力资源和能源矿产资源都极为丰富。
在疫情期间，幸亏有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正常运转，才保证了全球基本消费品的供应。而去年下半年一次偶然的“拉闸限电”的尝试，就引发全球商品供应的短缺预期，叠加美国卡车司机等劳动力的短缺，造成了美国重要港口的拥堵，也引发了美国国内商品供应的“圣诞危机”。而美国通胀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加速上行的。这足以证明供应国在全球通胀影响因素中的极端重要性。
而俄乌战争爆发，也让俄罗斯扼住了全球能源价格之喉，战争的持续以及俄罗斯减少对欧洲的能源供给，加剧了西方国家的通胀形势。连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比较丰富的美国都难以摆脱高通胀的厄运，足以说明全球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国打仗对能源价格上涨预期的强化是何等的强烈。也正因为此，拜登才把美国高通胀“甩锅”给普京，并对美国主要能源供应商发出谴责。但事实上，从拱火俄乌冲突开始，美国已经错过了遏制通胀的最佳时间窗口。
其三，没有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采取灵活自主的外交策略。
欧洲本来最有条件获得俄罗斯低价能源的供给，为经济发展和新能源革命打下基础。但偏偏要得罪俄罗斯，与俄罗斯交恶，选择了一条损人害己的依附型外交策略，跟在美国的背后亦步亦趋。明知自己对俄罗斯能源高度依赖，却仍然在能源禁令上做出跟随美国的态势，最后落得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下场。
而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此次俄乌冲突中，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理性。
亚太地区的印度和东盟国家是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但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它们大多不愿选边站队。印度还不顾美方施压，大量增购俄原油。
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同样拒绝在对俄立场上追随美国。在西方对俄制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暴涨的情况下，美国对海湾盟友展开密集外交，试图说服它们增加石油生产，结果遭到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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