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真正在疫情中孤立的不是中国，而恰恰是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他们被自己的人民所孤立，被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孤立，被人类公平与正义所孤立，其政治统治的劣根性与反动性在抗疫中暴露无遗，他们才真正在抗疫中被孤立起来了。
第三，所谓中国得不偿失、封控代价更大的说法不能成立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抗疫斗争也是这样，也要付出相当的牺牲与代价。对中国抗疫模式发动攻击的人就是抓住这一点不放，他们广泛制造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代价与次生灾害比 “躺平”放任更大的舆论，妄图以此扳倒中国的抗疫模式，否定中国抗疫的成效与业绩。
这种观点完全错误。坦率地说，空前规模的全民抗疫，在斗争过程中缺点与毛病确实很多，也付出了很多不该付出的代价。出现这样的情况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从客观上说，我们所遭遇的疫情前所未有，完全没有现成的经验与做法可以借鉴、可以遵循；从主观上说，中国这么大，各地方治理能力与水平参差不齐、良莠不一，许多地方都发生了简单粗暴的现象，有的干部把抗疫同保乌纱帽挂钩关联，甚至还发生缺少人性关怀的各种行径，等等。但这毕竟不属于主流，不是大局。
从全局与整体出发，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西方的“成本代价”之说来决定中国的抗疫政策。所谓“成本代价”，是从西方资本利益出发，还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根本不一样的。在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为了谁？执政为民为什么“民”？为资本，还是为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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