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