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类法条的制约下，出现了显著的“寒蝉效应”：企业正式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成本过高，因此往往选择减少招聘，甚至主动限制自身规模，一次性逃避雇佣成本问题和政府监管烦恼。
而能承担起雇佣成本的，往往是能够占据垄断利益的巨型企业。他们和政府关系密切，资本投入规模极大，因此才能在空前复杂的用工环境中，扩大雇佣规模。
从国际经验来看，能雇佣大量劳动力的反倒是中小微企业。例如，我国中小微型企业雇佣了接近80%的企业就业劳动力。但是，印度由于用工环境过于苛刻复杂，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而剩下的往往是没有任何规模效应的微型企业，因此难以吸纳过剩劳动力。
因此，印度最具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发展起来，反而依靠国内广阔市场和积累资金投入，发展出以大企业为主的资金密集型产业。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制造业被雇佣规模往往只有十个人左右的微型企业填满，他们不仅难以产生规模效应，也很难利用出口网络。相比之下，中国、韩国等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则拥有更多数百人规模的制造业企业。
以中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纺织业为例，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近两万家，而受规模以上企业雇佣的工人则超过900万人，平均每个规模以上服装企业企业雇佣数量在400-500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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