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政治工作者生动形象地将其分别比喻为:“水里放糖精”——向起义部队派入少量我军干部,将其成建制改编;“面包夹火腿”——我军建制部队与起义部队合编,比如在一个师的建制内编入我军两个团和起义部队一个团;“牛肉泡馍”——撤销起义部队建制后,其官兵溶编到我军老部队。
在解放军70个军的序列当中,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起义成分的野战军,多数是合编方式或融编方式。当然也有成建制改编方式。第五十军是用难度最大的成建制改编方式,也造就了五十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辉煌的战绩。
对于高层军官而言,起义的将官通常是任用。当年的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长。长沙起义的陈明仁被任命为解放军21兵团的司令员,后来授衔时授为上将比在国民党那边的军衔还提了一级。
绥远起义董其武中将,后来被任命为69军的军长,授予上将军衔。他在83岁高龄时加入我党。新疆起义的陶峙岳中将后来当上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司令员,授衔的时候被授为上将。对于投诚的有的是任用,也有些只享受待遇。至于投降了,我军一直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对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敌军官兵,不杀害,不虐待,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尊重其人格、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对伤病者予以治疗,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并在适当时机予以释放或遣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