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认为“价格革命”可以包打天下，但费舍尔倒没有陷入宿命的论调。
相反，他通过大量的史实反复强调，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摆脱价格革命，但是应对价格革命倒是一直在进步，一次比一次做得好。
比如17世纪危机时对于穷人的救济就比中世纪晚期危机要好上一些，避免了人吃人的惨剧，而到19世纪危机时，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初步出现令各种资源的调配更为有力；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社会救济措施更多也更具针对性，价格革命引发的危机基本不再以饿殍遍地、社会大规模失范的面目出现。
但如果把两次世界大战归因于价格革命的后果，则应对价格革命一次比一次更成功的说法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正是在对20世纪和“我们时代的困境”的阐述中，《价格革命》一书略微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费舍尔没有浓墨重彩地描述1929年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凯恩斯主义革命，让人觉得他只不过把20世纪的种种状况，看作是漫长的19世纪危机的遗绪。这无疑削弱了价格革命的解释力。
其实，20世纪所发生的种种危机与应对，及其未尽之意，反而能更好地从价格革命的角度来加以阐释。
1929年的危机彻底凸显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价格革命所能释放的破坏性力量的规模，而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复性纠偏，更是应对价格革命危机不同方案之间的竞夺。
而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兴起，正是因为创痛之深而令人们彻底放弃或者说再也无法忍受任由价格革命走完自身周期，任由市场力量恢复供需平衡的自（被）由（动）放（无）任（能）之策。
接下来的故事依然可在价格革命的框架内加以解释，当人们以为能通过凯恩斯主义革命来克服供需矛盾熨平经济周期时，价格革命并没有被驯服，而是以滞胀或金融危机的方式以不同的面目重复着自己“执拗的低音”。
时至今日，那些认为靠财政和货币政策修修补补不断将危机人为延后的局面终将不可持续，人们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一场惨烈的危机总爆发的末世预言家们，似乎多了起来。
比如《人口大逆转》的作者们，便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背景下，债务不可持续叠加通胀的价格革命的可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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