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疫情,美国社会从未形成合力,反而不断陷入对峙和争执的泥淖,不断错过应对疫情的最佳时间,80多万美国人在这种内耗中失去了生命。对政治对立、社会撕裂和反智主义横行的无力感,更是消解了人们对于政府和社会可以“团结应对疫情”的期望。
从疫情初起之际,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就开始将抗疫“政治化”,将“保经济”“拼选举”置于“抗疫情”之前,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科学防疫措施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层面,随意散播诸如“注射消毒水”等反科学言论,攻击抹黑防疫专家的工作。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被民众寄予厚望,但是时至年底,民众才失望地发现,曾许诺的“团结”与“合作”不见踪影,联邦政府与共和党州长之间口水仗不断,两党围绕抗疫、经济、基建、社会改革、投票权等关乎美国未来走向的根本问题上的斗争反而变得更加激烈,拜登和民主党领导人甚至无法说服本党参议员为自己的法案投下赞成票。美国似乎已经迷失在“否决政治”的迷宫中,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美国社会的裂痕进一步加深。《纽约时报》12月26日刊发了一篇题为《他们最初为口罩而战,最终为城市之魂而战》的深度报道。这篇报道以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埃尼德市的口罩争议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为切入口,复盘了市政专员、市议员、普通市民如何卷入争议并最终陷入“立场”和“意识形态”之争。文章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美国社会引发了针对“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谁能代表美国”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争论,并最终在选举政治和政客的操弄下撕裂了社会。
文章援引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冲突情绪的社会心理学家埃兰·哈尔佩林的话称,当下在美国引发冲突的情绪,与他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看到的情绪一样强烈,“如果我的美国身份是‘我是谁’的重要组成部分,突然间这种身份受到了严重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我不再知道我是谁’了”,“这是对我看待自己、理解自己的最核心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