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风光掩盖了很多问题。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崛起,美国逐渐从中产社会变成富豪社会,绝少部分人口掌握了巨量社会财富,中产阶级大幅萎缩,现在在50%左右,整个社会滑向民粹主义。这些问题显然不是选举能解决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还有种族的结构性问题。
西式民主面临大问题。有本书叫《局外人的崛起》,讨论在民粹政治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素人”上台,老百姓普遍对社会不满,进而厌倦传统政客的伎俩,就投票给传统政治的局外人,即所谓“政治素人”。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有钱的、长得好看的、拥有某些技能的,都可能博得选民好感。于是,有的国家选商人,有的选足球运动员,有的选喜剧演员。
但治理国家这么重要的事,肯定要交给有经验有能力的政治家。你让一个“政治素人”去治理国家,能指望他弥合社会裂缝、推动改革吗?
包括西方民主中最自诩的“忠诚的反对党”,现在还有吗?“忠诚的反对党”存在的条件是精英选举。但现在借助互联网,极端声音最容易传播,各党派、政客的话语和行动不是为了大众福祉,而是为博取存在感、固化票仓,社会也随之陷入撕裂。
5、侠客岛:西方媒体和政客总是批评中国不民主,他们来来回回就是“一党专政”“威权政治”“独裁专制”等话术。您如何看待中国自身的民主发展历程和独特价值?
郑永年:对于中国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现在研究得还远远不够充分,我认为至少可以分3个层面分析。
一是“贤能民主”,就是“先选拔、再选举”,党内干部的培养、考察、任命就遵循这一原则。中国历史上有科举选拔,有异地任职、几年一动的“流官”制,这些传统制度都值得研究借鉴。“贤能民主”的目的不是为了选而选,选是手段,目的是选对人、选好人。
二是“协商民主”。西方人总批评一党制不民主,其实,只要作为政治秩序主体的“一党”搞开放政治、开放决策,其效果不仅不亚于多党,而且更有效率。中国现在也是复杂社会、复合经济体,利益多元,但我们有协商民主,中国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三是“参与民主”,这跟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美西方认为,投票就是参与,就是民主,但在实际政策制定和运行过程中,重大法案、政策却只向利益集团开放,两党达成一致,国会就通过了。老百姓怎么参与呢?前些年中国搞《物权法》《民法典》,都是长达六七年的讨论,一次次征求意见,各个渠道公开征求。怎么能说中国的立法机构是橡皮图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