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两国间产生重大分歧，日常互动中积累下的沟通渠道就变得尤为重要；这在大国间特别明显，大国间的沟通交流能够减少战略误判、强化政策协调，防止国际博弈中囚徒困境的产生。1962年，当约翰·肯尼迪总统发现了古巴部署的导弹后，他在两周内与赫鲁晓夫通过事前建立的交流渠道通信几十次之多，这被认为是实现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习主席特别指出要推动“各层级各领域交往”，这也是极富远见、极有意义的一项表态。中美间社会沟通渠道的多元化有着多重意义：
首先，能够使得各方面信息互相印证、综合分析，防止产生严重的战略误判。交往的层级足够多元、领域足够宽广，能够极大减少两国间信息传递的损耗，使得两国从决策者到普罗大众都更加了解对方，完成对彼此的“祛魅”。
其次，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通，两国间多渠道的交往能够造就一批了解中美关系乃至从中美友好中获益的跨国公司或个人，这将成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又一“压舱石”。拜登也就这一问题做出了积极表态，他说，“应该鼓励我们的年轻一代更多接触，了解彼此文化，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中美两国的多元沟通必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更深远持久的动力。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治理”。
第一个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美两国都表现出了对全球治理的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就中国在能源、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做了阐述，拜登也表示，“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妥处分歧，在美中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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