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是优秀政策。也就是发现这个国家或者政府有某个好的政策可以借鉴。在目前国际层面上，比如《纽约时报》提到了武汉抗疫成功。
BBC提到了中国的绿化。
当然，BBC和《纽约时报》其实对中国并不友好，抗疫成功和绿化政策的报道中其实埋了很多黑点，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不过无论如何，在这个层面上他们还是认可中国的某些政策做得是不错的，主要的目的是在呼吁自己国内，“看看人家”的潜台词是“连中国都做到了……”。
其根本倒不是为了中国好，而是有着类似清朝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逻辑。
第四阶段就是优势制度。在这个阶段里，像来自瑞士的潘维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人在中国待了30多年，亲眼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自己去过贫困偏远的地区，对比过同一个地方三十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制度对中国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有着深刻的体会。
所以他探讨的问题就不是什么绿化政策，环保政策，新能源政策，而是一阵见血地讨论“多党制是真正的民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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