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播电视台被约谈，要求进一步对卫视节目存在的不同程度的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问题坚决整改。事实上，去年广电总局就曾下发过意见。
对于娱乐化及追星问题，比如围绕明星榜牵扯出的倒牛奶事件、饭圈文化等等，客观上讲，都是商业化现象。从该角度看，除了广为人知的晚会冠名生意外，还形成了包括但不限于明星主持人带货、电视台控股企业诸生意模式。
在后一方面，背靠湖南卫视的芒果超媒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即使受到行业不景气的影响，当前芒果超媒市值也还保持在700亿元以上。
问题在于，这种商业模式是可持续的吗？
过去几十年，在后发优势的红利条件下，很多人很多企业能赚钱是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典型的是电商；但随着全球技术发展趋缓，以及内外形势的变化，这种创富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娱乐生意经必然会被“颠覆”。
归根到底，娱乐生意在创造社会价值上并没有突出效率；相反，过度娱乐化和泛娱乐化运作，可能导致资本过度攫取社会财富，造成贫富差距极化；那么，适时取而代之的创富方式是什么呢？
01
娱乐的生意经对于娱乐的生意属性，不少人可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怪。在这方面，比如郑某3亿事件、范某9亿事件，都能被轻松接受就是一个例证。归根到底，看问题的位置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对此，如果要扳开来揉碎了讲也无必要，事实上对比一下自己的工资就能知道其是何等的“商业化”。反过来讲，在暴利的刺激下，资本也在进行逆渗透，强化泛娱乐属性追求。
在这方面，最早被人们所熟知就是各种晚会背后的生意经。2008年，《三联生活周刊》披露了《同一首歌》高达千万的举办费用，留下了“暴利门”的称号。
此后，各种明星出场费价格排行榜屡见不鲜，比卖保健品还风光且暴利。前述郑某范某不过是众多分食者中一环罢了。为此，各大电视台自然抢牌照抢生意，抢到了日进斗金吃香喝辣，抢不到只能眼馋看别人。
在晚会生意成熟化后，电商特别是直播电商又推动娱乐生意个人化。在这方面，央视和地方卫视的主持人都不落下风。
今年5月，央视新闻和国美合作，由央视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组合直播带货；地方上如安徽不少主持人都变成网红开始直播带货，有李彬诸人。区别在于，康辉等是为受疫情影响严重区域销售产品，而后者是单纯为自己获利。
但这种区别恰恰证明娱乐生意的深入，它无孔不入，无人不影响。在个人化的同时，又反过来出现机构化，比如以电视台为单位直接或间接的进行商业经营。
前述芒果超媒就和湖南卫视合作紧密，其芒果TV更是获得多年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可见，资本和电视台经过娱乐中介已经牢牢捆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整治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问题被搬上日程。
02
资本娱乐的结盟
当节目、主持人以及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生意经后，也意味着资本跟娱乐已经深度联盟。对此，有必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商业现象？归根到底，现在是眼球经济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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