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扩大了中产阶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同时，“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
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中国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进行依附型增长。
华为是中国领先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中国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问题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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