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是为了避免战略性的针对，我们必须要阶段性的隐忍，后者是中美想要在年底的全球“两会”上达成协议，必然是要以打促谈，各方都要为谈判桌上争取足够多的筹码。
因此，那段时间也用了大量重庆谈判边打边谈的案例来比较。
后来，随着中美元首电话提出了台湾问题，政事堂就判断了拜登又要来摸我们的“蛋蛋”了，原因也很简单，顶层重点聊了台湾，也就有了底线，下面的激烈再博弈，也不至于出现战略误判，导致摩擦升级至不可逆。
所以，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高估了冲突带来的风险。
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双方谈的生意越大，冲突就一定要搞的越大，这样不仅可以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在签署协议之后，便于向内部以及盟友们交代。
譬如半个世纪前的1971年7月15日，中国的两个老朋友，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带头挑战美国，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加入26届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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