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项研究发现，大部分骑手的收入集中在5000元至8000元，真正能“月入过万”的不足10%，高收入只是绝对少数。而与高收入的绝对少数形成对比的是骑手普遍的超时工作，88.12%的受访骑手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甚至有22.77%的受访骑手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过长的劳动时间不仅损害着骑手的身体健康，也加剧了送餐过程中的危险性。
所有外送平台都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把风险转嫁给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骑手。平台关心的是“把每一个骑手的潜能和速度挖掘到最大限度”，至于骑手自身的福利、健康和安危，那不是平台关心的事。
外卖员这个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越是人们不想出门的时候，越是订单量大的时候，如大雨、台风、寒冷天气和新冠疫情袭来时。他们顶风冒雨穿梭在大街小巷，不顾自己的安危，将自己的劳动、青春奉献给了一个没有多少个人成长空间的行业。当他们心灰意冷，或者受伤病困扰而不得不退出时，他们的价值已经被榨取殆尽，可所有的附加成本却要由他们自己和社会来承担。收益留在了企业，成本扔给了社会。
在这个时代，平台巨头们可以轻松赚到几十亿上百亿利润，而为其成功辛苦付出的司机、外卖员们只能拿到微薄的收入，他们不仅要承受超长的工作时间，还缺乏必要的福利保障。
互联网被用来打破或者绕过原来社会约定的劳动关系，巨头们甚至不再需要给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劳动者保护措施和劳动法在高科技面前似乎就要让位了。企业家能让外卖员参加上市仪式，却不会给他们的福利增加毫厘。外卖小哥可以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却不能拥有五险一金。
巨头们喜欢说，科技改变世界。如果简单通过形式上的外包就可以规避劳动关系中企业的责任，那同样的形式是否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员工？
每个企业对所有员工，不论工种，是否都可以如此？还是因为这些外卖员别无选择，只能承受？在生产线工作发生事故尚且算工伤，外卖员被算法逼出交通事故就要自己负责？在高科技企业家们仰望星空的同时，能否也留意一下身边的民生疾苦？在社会对“创新”极其宽容的时代，他们用什么回报这种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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