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琪反华，又是被美国两党寄予了厚望，所以她上台后希望能从中国这里得到一些好处，并且她也不认为美国需要为此付出什么，她的逻辑甚至和特朗普别无二致，就是想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敲诈中国一把。当然，对美国来说现实很骨感，已经和美国打了3年贸易战的中国，在特朗普时期都未让步，又怎么可能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就让步呢？所以，戴琪上任后的贸易强硬在中国这里吃了闭门羹。戴琪反华能得利的逻辑，第一次遭到了强硬回击。
拜登任命一个骨子里极其反华的戴琪，注定了中美贸易谈判不可能顺畅，这也注定了美国经济必然遇到困难。
戴琪在美国政治精英圈的人设时“中国通”，当年骆家辉也被赋予了这样的角色定位。其实，在美国政客精英圈中，所谓的“中国通”，其内涵不是说对中国有多少了解，而是如何“搞中国”。很显然，戴琪在“搞中国”方面是非常“有业绩”的，所以她被委以美国贸易代表的重任。
戴琪是华裔在美国的第二代，她的祖父是江苏阜宁人，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任职，1949年与蒋介石一起逃到台湾，在台湾师大中文系任教。戴琪的父亲戴元亨1941年出生在昆明，毕业于台湾大学，后来和女友李钟渝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留美，任职于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戴琪自幼学业就非常优秀，后来选择了父母曾经读书的地方耶鲁大学就读。耶鲁大学是美国最有名的具有政治色彩的大学，这里培养了大量的美国政治精英，故而戴琪毕业后也一步步走上了政治道路。
戴琪曾经在1996年至1998年参与中美教育合作项目并获得讲师的职位，在此期间她曾在中山大学作为英文教师教英文。她的中文水平之所以能够如此纯熟，除了其华裔身份外，也是得益于她在中国工作的那3年时间，她对中国的了解也主要是基于那3年的印象。
然而，客观上说，戴琪对中国整体是缺乏实质性了解的，她因反华而上位，在她的“辉煌”履历中，并没有什么与中国合作的经验，除了反华还是反华。当然，她还有其它业绩，譬如在特朗普任期内，作为民主党代表，她主持重新了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协议，并且促使特朗普政府压着两国重新签署了新的贸易协定。这也就是说，在戴琪的工作经验中，单边和反华是其两个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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