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因为对自由市场的迷思,港府在“大市场,小政府”思维主导下一直对经济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资本成为主导城市产业发展与利益分配的唯一主角,香港几家大地产商在当地制度下也因此而拥有超强影响力,包括影响特首的选举与港府政策等。
事实上,香港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糟糕到令人震惊的底层市民居住环境,早已成为这个高度国际化城市最丑陋的一面,是香港一切矛盾冲突的总根子,而地产商们的贪婪和“挟资本以令港府”对改革的抗拒,则是问题一直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2019年发生的香港骚乱,表面上是由反修例引起,在本质上则是由资本长期主导所形成的贫富分化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所致,其中住房问题绝对是其中最要害的问题之一。
如果说中央政府这一轮在内地的改革是为了节制资本,向人们传统认知的社会主义回归,未雨绸缪地解决可能招致社会不稳的潜在风险,那么,招致2019年香港骚乱的深层次经济原因,很可能就是刺激内地启动这轮大规模市场改革的最直接诱因。
因为香港施行“一国两制”,经济治理在原来一直是按照“井水不犯河水”的治理规则由香港本地实施,中央政府不做干预,也缺少干预抓手,所以这些问题北京虽然早有认识,并且不断向港府与建制派等提醒,但是,一则因为港府与建制派本身就是自由市场的信徒,二则因为他们也是香港原有利益结构中的一部分,三则因为地产商对政府政策的挟持与对改革的抵制等,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持续向深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