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欧美各国真正膨胀起来的市场其实是货币交易市场。但是,这个游戏最终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单纯的操纵货币并不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迟早会崩盘。因为货币交易越来越关键,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货币霸权,一直在找寻机会限制和打击欧元,然而,在难民潮的刺激下英国人选择脱欧这一行动扰乱了美国的全球金融布局。
当年特朗普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英国脱欧的政治反应。原因在于,英国是美国境外全球最大的美元的交易场所,英国金融市场的主体是美元交易。英国脱欧之后,割裂了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的联系,而金融服务业高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这就影响了美国金融资本对欧洲的影响力,美国无法继续通过美元和欧元之间的互动,通过军事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去影响欧元。一旦金融资本的跨国操纵实力因英国脱欧而大幅度削弱以后,产业资本就相对增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代表的恰恰是美国的产业资本的力量。
在美国,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种是与金融资本对立的普通老百姓;还有一种是GE、波音这样的大型实体生产集团。因此,特朗普的上台也标志着美国等国家的产业资本(包括军工集团)势力再度站到台前。而美国的产业资本回归,美国的制造业复兴,必然需要寻找新的资源和市场。与此同时,中国要完成工业化进程,也必然要更多的吸纳全球资源与开拓全球市场。这两种同质性的国际需求必然会引发矛盾与碰撞,值得重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美国的产业资本回归、制造业复兴还面临很多挑战,因为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在虚拟资本主义膨胀的二十年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瓦解,很多制造业已经外移了。
短期之内,美国制造业还无法与中国的实体经济展开全面竞争。然而,美国因为具有强大的技术储备及人才储备和优良的能源条件、市场条件,其制造能力的恢复和发展也远比其他国家更具优势,绝对不能轻视。美国要回归实体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目前来看,至少需要10年到15年的恢复性发展时段。美国的实体经济回归,也可能带动欧洲和日本实体经济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