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欧洲、美国的资源进口比重明显下降,而从中国进口产品的比重逐渐上升。中国逐步成长为一个生产、制造的加工区,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表现,就是中国获得的巨额贸易顺差。但是,到了现在,当我们的内需不断成长,当资源转化出来的产品被我们自己消费的时候,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就会凸显,欧美国家与中国的资源竞争就会日益显现。
因此,从中国自身成长的角度来观察,所谓的产能过剩其实是个短期问题,只要中国能真正进入由城市化引导工业化的快速通道,必然会产生巨量内需。从现在到2050年,中国如果顺利解决了资源瓶颈的问题,自然可以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国,如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为GDP数据的背后是物质生产,是钢铁、水泥、电器这样的工业产品,而这些工业产品背后,则是巨量的资源。一国的财富总量是以一国掌握、控制的资源总量为基础的,一国的发展,也需要以为这些物质资源来作为支撑。
中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的人均消费水平、人均资源占有量,要达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水准。而中国要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准,就面临和西方,和欧美的直接竞争,无论是在生产制造能力还是资源获取能力方面。这也是与前一阶段相比,在国际局势上我们可能面临的最大不同之处。
▍发达国家产业资本抬头与中国战略机遇期
同时,我们要警惕的是时代的主题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以2016年为转折点,当今世界进入了新时代——全球性的虚拟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回归。冷战结束以后的二十年间,西方国家逐步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通过金融手段操纵和放大财富。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后,资产操纵模式难以维系。美国的虚拟的资产炒作,如CDO、CDS,规模都大幅度缩水,市场和炒家已经无法操纵房产这种高价值的资产了,目前美国的虚拟资产项目都是类似汽车贷、学生贷这样的相对低价值资产。
在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在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走到尽头,大宗商品交易的炒作无力维持。这里的原因在于:虚拟资产最后总需要嫁接在实体资产上,而经历过危机,大额实体资产或是泡沫破裂,或是出现坏账,或是被限制交易,无法持续操纵。当实体资产价值较低时,市场操作空间就大幅度减少。当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热度和规模都在降低时,为了维持经济,欧美各国只能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操纵来刺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