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迄今也未找到SARS-CoV-2的自然宿主
2014年美国卫生部对生物实验室的“建立蝙蝠SARS-CoV的传染克隆”计划提供了大力资助。研究中基因学家查明:蝙蝠携带的自然病毒,在基因上与SARS-CoV-2很接近,却无法高效与人类受体相结合,很难进入细胞内部。2015年几位美国专家详细阐述了,如何制造能够感染人类肺部的SARS冠状病毒嵌合体。美国双重用途研究委员会对上述试验称赞有加,培植病毒的生物细胞正是来自美军传染病研究所。
五月底,英国教授达尔格力什和挪威专家索雷塞宣称,找到了SARS-CoV-2来自实验室的“确凿”证据。他们声称,这一病毒有“刺突”,包括由四个正电荷氨基酸构成的序列,可以像磁石一样紧紧吸附在人类细胞的负电荷部分,这使得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达尔格力什认为,正电荷氨基酸相互排斥:“物理定律告诉我们,自然界不可能有四个连续的正电荷氨基酸。获得的唯一方式—人工制造”。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适应极端传染病的人身上发现了COVID-19。“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但可以通过模拟自然演进(使用人类细胞培植病毒)来实现。
四、战斗病毒只杀伤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世卫组织任命研究冠状病毒的专家负责COVID-19疫情调查合情合理,但这些专家不应只是唯美国马首是瞻,例如,参与人工制造冠状病毒计划的达沙克,其领导EcoHealthAlliance“生态”组织的政策顾问正是退役上校弗兰茨,之前担任美军德特里克堡传染病医学科研所生物武器实验室主任。正是他建议达沙克的实验室绕开美国法律(禁止加强冠状病毒病原性的研究),获得了继续推进这一课题的资金。
2018年启动了DTRAKZ-33“中东冠状病毒呼吸道综合症”项目,这一研究刚刚开展不久,哈萨克斯坦的洞穴里就发现了感染病毒的蝙蝠,而病毒“在分子水平上与两年前实验室研究的毒株完全吻合”,而此前这一地区从未发现类似冠状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