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空间建立的生物实验室由美国大使馆直接控制。例如,哈萨克斯坦危险传染病国家科研中心并不受哈官方机构管辖,而是由美国大使馆直接隶属于国防部的安全威胁降低处领导,科尔德中校任处长。美国大使馆对疾病控制中心主管发号施令。负责为军方搜集生物数据的美国空军医疗勤务中校辛格“博士”,因在传染病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一路飞黄腾达。
二、从蝙蝠到骆驼
美国生物实验室的诸多“奇怪巧合”耐人寻味。例如,欧洲委员会前专家、生物学家格里戈良认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兔热病、炭疽、非洲猪瘟的爆发与生物实验室的勾当脱不了干系。他指出,这与美国在两国的生物实验室对上述疾病的研究时间上高度吻合。他举了具体的例子:2007年猪瘟、2012年炭疽爆发。威胁降低局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项目(KZ-2、UZ-4)甚嚣尘上之际,2009年哈萨克斯坦南部爆发了波状热。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发病率已经大大降低,根本不存在自然来源增长的前提。对波状热菌株的研究表明,江布尔州(威胁降低局承包商所在地)与哈萨克斯坦其他地区细菌的类型迥然不同。从江布尔州分离出来的菌株,却与来自美国、西欧的菌株同宗同源。
2013年,威胁降低局在哈萨克斯坦斯坦启动了KZ-29项目,旨在研究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如何通过蜱螨传播。2014年就爆发了出血热,病因正是在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发现的蜱螨。上述研究的领导者是美国海军医学中心的两名中尉:理查兹和法里斯。生物学家团体中还有MRIGlobal(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的叶赫,为英军利益开展研究的专家休松。
众所周知,在COVID-19疫情爆发前夕,美国生物实验室研究了冠状病毒如何从蝙蝠传染人。而骆驼正是MERS-CoV(中东呼吸道综合症)病毒传染人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