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因为人民群众从中国发展中获得的红利很少,中国经济屡创佳绩,但仍有六亿人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很少,月均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币。于是就有了现在中国政府对阿里、美团等资本巨头展开的反垄断调查,及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等行动。
早在2016年前后,中国就已经展开了对收入分配的调整。中国主要三个方面发力。第一,继续将经济的蛋糕做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经济发展,分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中国积极推行“一带一路”等措施,为中国的经济寻找新的、有力的增长点。第二,改革完善初次分配制度。
早在2016年前后,中国就开始对体制内的政府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员工的隐性福利、灰色收入和工资等进行了改革,推出了一系列的限薪令。一些地方的中国体制内人员工资收入下降了三成到五成左右。同时,中国政府还对娱乐明星、影视文娱等行业颁布了限制令,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力度,还加大了发达地区对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第三,中国的全面脱贫缩小了低收入阶层与其它阶层之间的差距,同时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发力,实现国家对全体国民的兜底。
这三项措施,就像是从中国收入群体的两侧向中间挤了挤,即把冲在最前的高收入阶层稍微向下压一点,也把低收入阶层向上托一点,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第四阶段的收入改革远没有到完成的时候,现在中国大陆也出现美国一样的问题苗头。为了避免未来中国的资本集团也像美国的资本集团一样逃避国家责任,中国将对现在的财富第一次分配做出调整,针对资本巨头的限制将变得更加严格,资本回报率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者可以依靠劳动获取更高的回报。比如未来降低滴滴平台在网约车运营中对司机运单的抽成比例,让司机赚到更多的钱。
同时中国必然会完善税收体制,通过完善、推行房产税和财产税等措施加强对社会财富的调节和政府福利的二次分配,确保每一个从中国发展的快车上获利的人都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帮助那些后来者。如今中国一、二线城市中存在相当规模的城中村,这些村民依靠其在城市中的土地和房屋大量吸纳城市无产者并收取房租。
在一些城中村中往往是几千村民对涌入的数万,甚至是十万以上的城市无产者收租,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城市地主群体与城市无产者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些城市地主阶层享受着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资本超额回报的同时,但由于相应税法的缺失,他们几乎没有承担城市发展中各项基本设施投入的成本。
还有一些买房较早的群体,也享受到了周边基础设施提升带来的房产价值提升,但政府并不能从这些财产升值中获得任何财税收入。因此新建基础设施和维护已有基础设施的成本就只能由新建的住宅社区从土地财政中拿出。这意味着城市建设的成本几乎全压到了后来进入城市的群体身上,也是推高房价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经历了几十年快速的城市化,如今数以亿计的人口进入城市,不解决好这种后来者与先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行的。因此各种财税政策从那些赶上时代红利的人身上转移一部分财富,帮助后来者迎头赶上是势在必行的。这部分资金将用于政府政策兜底,如建设政府所有的公租房、维护运营已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提高社会福利等。
结语
人类社会近三百年的发展,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快速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世界总会快速改变的错觉。然而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绝大多数时间停滞才是主旋律。人类在农业时代停留了数千年,才进入工业时代,而我们现在进入工业时代享受的仍然是两百多年前基础科学发展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