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房子、土地、矿场、原料等生产资料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能提早“上车”的人也必然是有限的。到如今，很多中国年轻人出生的时候，中国这辆经济快车就已经发车了，等他们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上车的机会，这将不可避免的激化中国人代际之间的矛盾。
资本回报率太高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市场投机行为变得更加普遍。现在观察中国经济，基本离不开一个“炒”字，从以前炒房子，炒股票，到现在很多人炒鞋子，炒比特币和以太币等数字货币。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压力时时刻刻都存在。
更严重的是，中国的资本现在也出现了美国资本集团一样的情况——逃避国家责任。就如前文中提到的美团那样，一方面是美团将一千五百万送快递的小哥全部外包出去，省下了给国家上缴养老、医保、社保的钱；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养老、医保、社保的资金时时刻刻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舆论场上逐渐出现了“佛系”、“躺平”、“内卷”和“打工人”等互联网热词。当年轻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上车”的时候，不得不开始无奈的接受这个现实，在发觉努力也不可能改变的时候选择了放弃努力，让自己过得尽量舒服一点。
而其它还想去追赶经济快车的人，就不得不在剩下不多的资源里疯狂的相互倾轧，尽可能的让自己超过别人一点点，更早进经济快车一点点，这便是所谓的“内卷”。长此以往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就像很多香港青年人很容易被煽动去破坏自己的家乡一样，这些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在劳动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巨大的鸿沟之前绝望的时间太长的话，他们也是很有可能被煽动起来的——如果家乡的好与我无关，那么我又怎么把自己视作家乡的一份子呢？
但我们对它评价时不应跳出当时的历史条件，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就像我们不能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了牛顿经典力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否定了牛顿经典力学在人类物理学进步中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时面对的是早已经被西方老牌强国瓜分干净的世界，再也不可能走英国当年海外扩张殖民地，对殖民地进行掠夺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路了。因此，中国这种向内寻求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决策也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它也确实帮助中国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让中国用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走过的路，并催生了阿里、腾讯、美团、滴滴等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中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抢得了广袤的市场，甚至在移动支付等领域对西方老牌发达国际实现了弯道超车。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回到过去并否定过去，而是立足于当下面对主要问题，着眼于在未来解决这个主要问题。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政策建议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这个政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宣称要带领全体中国人走向富强，所以它不能放任贫富差距扩大，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放弃任何一个国民。而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除了所处的历史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地理位置的不同、市场正常竞争以及自身努力程度与实力不同等这些无法回避的因素以外，从未来趋势看，受全球化、技术变革以及生产交易方式变化等因素影响，收入分配领域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也会不断产生。
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为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因此中国政府在收入改革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放弃追求效率，但兼顾公平的原则。尤其是在现阶段更是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收入分配的改革，推进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共最高层的表述和行动来看，无论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还是李克强指出的中国六亿人月均收入一千元，人均年收入3万元，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指向了同一个目的——中国第四阶段的收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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