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第二阶段，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国家经济长期依靠政府管控，缺乏活力的问题。从中共的十二大到十五大，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逐步过度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开始发挥其调节作用，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不过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建国初期中共对私有制的严厉打击遗留的影响，民众对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以及前景有所担心。
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富人成批的移民海外。《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14》 的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个人资产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 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 近 60％ 已经完成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改革的第三阶段，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稳定国民对改革的信心，从法理上给予私营经济合法的地位。在这个阶段，中国从法理上承认了资本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肯定了私营经济体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强化了中国人对资本和市场参与收入分配的认识。有了法理上的承认和保障，中国人也逐步减缓了移民的步伐，根据美国签证年度报告统计，2019财年，中国获得EB-5签证的人数为3894人，自2015年以来“五连跌”。而其占全美同类签证的比例也是进一步“缩水”，由2015年的86.81%下滑至2019年的49.36%。此外，2019财年获得EB-1（杰出人才移民）签证的中国人数在经历2018年短暂上升后直线回落至589人，不足2018年人数的一半，占比由2018年的37.8%回落至26.5%。
改革的第四阶段，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改革发展红利分配不均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强政府兜底，发动力量帮助全国最落后的群体脱贫；另一方面开始调节收入分配，尤其是对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加大了调整力度。
从收入分配的方式来看，这四个阶段经历了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以资本参与为辅，再到确立资本参与分配的合法地位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从绝对的平均主义到确立效率优先，最后到如今确保中国人的获得感。
中国过去四十余年创造的经济奇迹与这种收入分配改革对生产力的促进密不可分。从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来看，收入改革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民众收入水平普遍得到大幅提升，并且消灭了绝对贫困。
然而任何一种规则和制度都不是绝对完美的，人类社会的规则和制度归根结底是社会科学的产物，而科学不是绝对真理，它从来就只是一种假说，它不一定是对的，它只是现阶段最合理、佐证最多、最实用的假说。这种科学假说从古至今以来都是在被不断证伪的，然后提出新的假说来推动科学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旧的假说会随着时间积累弊病，就如中国收入改革每一个阶段也制造了新的问题一样。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今资本回报率将劳动回报率远远地甩在了身后。2005年之前毕业的大学生，基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在城市中买下一个栖身之所，但越往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就被房价增长的速度甩下的越远。事实上香港也经历过相同的时代，房价飞涨，那个时候许多人将这种提早买房的行为称为“上车”，只要提早买到了房子，房价涨，自己的资产也在涨，就不至于被时代的车甩下。
假设一个在2000年左右的中国大学生在2008年之前在北上广深其中一个城市比较靠近核心的区域买了一套房子，那么现在这套房子升值的钱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辛苦工作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而从2008年工作至今，一个本科生的平均工资涨幅也不过是从每月三千左右人民币涨到一万左右人民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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