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比国家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回报的分配问题。在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和中英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文明演化过程较为线性，这也是如今中国史学界编纂通史时可以采用王朝名称线性排列的原因。观察其王朝更替的规律，不难发现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往往会对田土等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使得失去生存根基的流民能安置下来成为新王朝的纳税人。如汉、唐等大一统王朝在结束战乱之后，立国之初都进行过大范围的人口清查与流民安置工程。但由于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本身就拥有更多的田土等生产资料，且享有不用纳税的特权，这使得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一般的自耕农。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特权阶级往往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兼并更多土地，而他们兼并的土地越多，能够给政府纳税的土地就越少，而政府为了维持其自身运转又不能降低税收总量，因此分摊到每一份田地、每一户人家身上的赋税就变得更重了。而这又加快了普通自耕农的破产速度，进一步恶化了土地兼并的情况。特权阶层还可以通过土地兼并等方法，让那些原本给国家上缴税赋的自耕农变成只给自己交租金的佃农，进一步掠夺财富。最终，国家的税收难以为继，引发了财政危机与国家动荡，一旦遇到灾荒之年或者外敌入侵，其内部过高的压力就会使得王朝从内部开始快速垮塌。
因此，国家的财政危机只是表象，其背后的真相是政权内部的特权阶层逃避国家责任的同时贪婪的掠夺走了那些原本用于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财富，最终使得被压榨的底层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对国家财富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新的特权集团，因此这样周期性的崩溃与重建几乎贯穿了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农业时代。
直到今天，这样的故事依旧还在上演，而且东西方亦然。如果我们将上面故事中的特权阶级替换为高盛、摩根等资本集团和富人阶级，将自耕农替换为中产阶级，这个逻辑依然成立。美国的财团和富人阶级已经拥有完善的避税、逃税手段。如2017年11月5日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曝光的一份财务报告，该报告揭露了数以百计知名公司和个人的离岸利益。2017年11月6日，苹果和耐克公司等大企业的避税细节被曝光揭开。
还是以美国为例，为什么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政府在GDP二十年增长了200%以上的情况下，会穷到政府停摆？就是因为这些富人阶级掠夺了国家发展红利的同时还逃避了自身应承担的国家义务，同时承担了更多国家责任的中产阶级在此重压之下不断缩水，造成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世纪70年代后持续下降，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2年的51%。而且美国的贫富差距也一直在扩大，美国之前引以为傲的枣核型人口结构正快速转向金字塔型结构。
而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可能更严重。现在的美团、滴滴、阿里与腾讯等巨头完全可以视作前面故事中的特权阶级。以美团为例，其送外卖的快递小哥们都属于外包形式，不属于美团的员工。这意味着美团不需要为这些快递小哥提供生产工具，如送快递的保温箱与电动自行车等，而且还不用向国家上缴员工的社保、医保等资金。而这些收入微薄的底层快递员往往为了更多的现金收益，也不会选择自己缴纳个人医保、社保。
这些快递小哥看起来更像是前文故事中的佃户，耕作在美团名为“信息”的土地上，每天必须穿着美团的广告服，然后被美团从每一次的派送信息中拿走相当高的分成。现在的中国一方面是美团、阿里、滴滴和腾讯等巨头财富飞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国家社保、医保等资金长期面临资金压力的现状。可以说中国的现在的问题比美国不遑多让。
中国历次收入分配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接手国民党的烂摊子时，面对的是一个收入分配早已严重失衡的农业国家。只需要去查阅一下国民党时代，如孔祥熙等军政人员从国民政府中侵吞了多少财富和各地失去土地的流民数量就能了解到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的财富都被集中到了少数军政高层、乡绅地主们的手中。而作为农业国家的基石，自耕农的数量已经远远不能保证国家基本的财政与政治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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