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由此，他在总结过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因应当时一穷二白的落后现实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40年中国主要解决的是普遍贫穷落后的问题，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极大发展，那么今天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先富带后富，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让所有人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唯有这样，中国社会主义才更加具有感召力。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路径是收入分配改革。本文作者是一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斜杠青年，本是理工科高材生，但满腔热忱，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他的这篇关于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文章，是他一段时间思考的产物，篇幅很长，但值得耐心阅读。希望中国早日改革收入分配问题，持续推进公平正义，让邓小平当年说的共同富裕有实质性进展。
自古以来，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与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固直接相关，无论是在政府财政崩溃中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还是在国库名存实亡中自缢于煤山的明崇祯帝，以及在他们之前或之后消亡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无不印证了这一点。如今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高速财富积累之后，也不得不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而这直接关系中国未来的国运。
历史的教训
古往今来那些曾经雄极一时，最终却从内部崩溃的强大政权们基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国家末期都出现了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而且这种财政危机往往演变成导致帝国毁灭的祸根。如将明王朝末期搅得天翻地覆的“闯王”李自成，最早只是银川驿站的驿卒，只是在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因明王朝国库空虚，不得不压缩公务员编制的情况下被辞退回家，次年投军之后又因为军饷被克扣，怒而起兵造反，最终成为了明王朝灭亡的掘墓人之一；又如苏联解体前，其国家财政已经不能保证莫斯科市民在排队几小时后一定能买到果腹的食品与其它生活必需品。
然而与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内部豪强势力的财富丝毫没有受到财政危机的影响。如清末风雨飘摇之下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这样的重臣却能留下巨额家产；又如罗马帝国因对财政危机而不得不滥发货币，导致自己加速灭亡时，其国教体系之下的教士们拥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那些从国家体制中获得利益的群体往往不愿意承担国家责任。如以前欧洲的教士、贵族，以及中国的士大夫们往往享有免税和免兵役、徭役的特权。这样为国家正常运转提供养分的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了普通人身上。但是那些不承担国家责任的特权集团本身还在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并且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进一步逃避国家责任的同时吃掉更多的国家红利。
比如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上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其GDP从2000年的十万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二十一万亿美元的同时，人口仅仅由2.8亿增加到3.3亿，但其政府居然会因为缺钱出现了数次停摆，那么这些增长的财富到底去了哪里就显而易见了。
事实上，在国家遇到财政危机时，到底哪个阶层，或者说哪个利益集团应该来承担责任，往往就会成为最突出的矛盾。现在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议会中，关于税改的争论也是最激烈、最漫长且充满反复的。长此以往，那些承担国家责任的人民会感到自己被压榨，从而积累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面对国家财政即将崩溃的事实时，召开三级会议，享有免税特权的教士、贵族与已经承担绝大部分税赋的市民阶级之间为谁该承担应对财政危机的加税份额而争吵不休，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又比如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觉得自己在苏联体系内被压榨，于是最终联手埋葬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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