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或者墨西哥城，从富人区到几十万人的贫民窟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犯罪率高企，每年几万人死于枪杀。
这些现象在中国并没有出现。
我们国家政府资源的整合能力，决策能力，办事总体效率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几乎是立竿见影，说到做到。
近年来一系列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和提高农业收入的举措，很快就导致整个沿海地区农民工的短缺。
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而美国还有6000多万人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
中华文化中有一种天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
这种平等观在一个经历社会迅速转型的国家，必不可免得带来困惑。
在印度，哪怕你是个饭堂跑腿的，住在贫民窟，只要会说上几句英文，就自我感觉良好得觉得属于中产阶级。
而在中国，经常光顾星巴克的白领也否认自己是中产阶级，据说要有两套房才算。
中国中央集权的转移支付功能建立了资源流动的良性机制。
以上海浦东为例，浦东的人均GDP早就迈过了发达标准的10000美金大关。
假设中国某个地方的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机械得看，这个差距是100倍，但如果要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将它缩小，这是极其不明智的。
浦东每年的财政收入有超过一半都要上缴中央，可能一部分就是来帮助这个人均100美金的贫困地区了。
如果贫困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不必过于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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