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背景来看，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开始就回归零和博弈的地缘竞争思维，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开始全方位打压和遏制中国。
作为老牌的霸权国家，美国习惯于比较娴熟地运用法律手段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时代发动“法律战”，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等一系列法律侵害我主权，干涉我内政，压制我发展。
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战略的地缘竞争思维。
拜登在他第一次国会演讲时就提到，和中国的竞争将决定美国能是否赢得21世纪。
和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的对华政策有两大变化：一是更加注重价值观外交和人权议题，他把人权议题摆在经贸议题的前面；二是试图加强与盟友的协调一致，加大对华压制力度。
今年以来，我们面临的外部压力持续增加，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
英国、澳大利亚、欧盟、加拿大等几乎协调一致地、在同一时间段对中国的有关国家机关、企业、官员等实施制裁。
被“制裁”的名单中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华为公司等实体，也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干部、最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中国官员。
巧合的是，今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美国参议院昨天刚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它就是从所谓的法律途径加大对中国遏制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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