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二战前，“最有侵略性的国家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德国的战争驱动力来自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之于战争”。
中美两国庞大的双边贸易额容易引起误判，两国缺乏深度的贸易合作，信息、资本、技术及劳动力要素流通不足，贸易结构长期严重畸形。中美两国的压舱石——经贸，其实是脆弱的。
所以，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对战争的抑制，都源于与个人意志相对立的多数人的秩序。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之下，同样会爆发冲突与战争。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当交易费用达到一定程度，两国间便可能爆发战争。
一个君王统治的国家，比多数人的国家更易爆发战争；两个没有任何贸易关系的国家，比两个深度贸易的国家更易爆发战争；一个国家主义的国家比自由主义的国家更易爆发战争。
反过来看，任何阻碍自由贸易、增加交易成本的行为，都是在给潜在的战争增加燃料。米塞斯警告说：“干涉主义孕育出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孕育出黩武精神。”
二战期间，欧美国家的经济军事化、国有化，政府权力获得空前扩张。二战后，保卫英国的功勋人物丘吉尔居然在竞选首相时落败。富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英国人，选择抛弃这位政治强人，回归个人与生活。
丘吉尔只能无奈地说：“我的战争正是为了捍卫人民拥有罢免我的权利。这就是我维护的民主。”
二战后，民主制度解决了在战争中强化的国家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70年代欧美爆发滞胀危机，美国放松了经济管制，英国将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自由主义崛起。
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核武器的“恐怖平衡”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前所未有的和平，欧洲各国摒弃仇恨，让渡主权，走向一体化。
然而，这一和平与美好的全球化背面是畸形失衡的经济结构。人为因素及国家制度制造了市场失灵、财富失衡与金融危机。
例如，人为垄断的主权货币及货币泛滥，推高资产泡沫，同时有效需求不足。又如，资本在全球自由逐利，而国家制度却阻碍劳动力流通，导致资本与劳动的收益日益扩大。再如，低廉的资本利得税和苛刻的工薪税，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人为因素及国家制度导致的全球化失衡，导致富人通胀、穷人通缩，由此造成世界经济衰退、动荡、萧条，长期形成“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高泡沫、高债务”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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