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对战争的体悟是极其深痛的。在逃往美国的路上，米塞斯写下了一本充满愤怒情绪的回忆录。他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纳粹德国侵占而无比沮丧。在与国家主义、集权主义持续斗争的20年里，米塞斯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并非过于好斗，而是过于妥协。
米塞斯痛斥德意志精英缺乏气节与勇气：“当马克思主义风行一时，他就表示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当希特勒执掌大权，他就撰文宣称元首受命于天”，“与这些人相处久了，我就开始明白，德意志民族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些平庸的蠢人已经是千挑万选的精英分子”。
在米塞斯看来，跪舔权贵的德国精英以及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蒙塔涅教条”，必须为这场灾难负责。这种精英及“蒙塔涅教条”富有生命力，他们轻言战争，鼓吹“修昔底德陷阱”。
米塞斯认为，导致了两次战争和失败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20年代早期不受约束的通货膨胀、政府控制的经济和纳粹政权的所有恐怖，都是按照历史学派的鼓吹者的教导行动的政客的成就。
与德国精英相反的是，米塞斯定义的“和谐论者”，即古典经济学家以及追随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者。
1949年，米塞斯在集大成之作《人的行为》中专门论述了人类的“和平之路”。
他写道：“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保障社会合作顺利运行和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制度。它的主要目标是要避免武力冲突、避免使社会解体，把人民抛回到原始野蛮状态的战争与革命。”
米塞斯所表达的自由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民主政治，二是自由贸易。二者皆可抑制战争。
民主政治解决的是前文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使个人、政府与国家三位一体，化解了维护政权合法性之战争的风险，以及民众沦为炮灰的风险。“它提一个方法，使政府得以适应大多数的意志而和平调整。”
自由贸易对战争的抑制是显而易见的。自由贸易带来的财富增量及流通可抑制战争，而集权垄断、国家主义制造的权力与财富集中往往是战争的源泉。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全球化自由贸易，当今世界各大洲的人类不期而遇，会爆发怎样的冲突。
例如，嫉妒之心，人生而有之。在农耕时代，嫉妒、仇富之心为何不可调和？国王、贵族与地主垄断权力与土地，世代承袭，社会积蓄着“斗地主”之怒火。在自由贸易体系中，交易促使财富流通，他人越富，购买力越强，自己越可能富有。前者嫉妒、仇富，后者相互帮衬。自由贸易抑制了从嫉妒、仇视、冲突到战争的演变路径。
自由贸易是自发秩序，全球化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全球化。贸易互利及个人利益深度渗透，大大增加了战争成本。米塞斯清晰地认识，一旦认识到奴役敌人比杀死敌人更有利，那意味着“已想到了战后的和平”。
“奴役，就大体上讲，可以说是走向合作的预备步骤”。从战争到奴役，从殖民战争到商品输出，从殖民地到自由贸易区，人类一步步走向了和平。这个过程既有血腥斗争，也受经济规律支配，即战争的成本远远大于贸易的交易费用。
缺乏自由贸易基础的谈判、和平条约及国家同盟是不可靠的，缺乏个人贸易、深度协作只靠国家贸易的国际关系是脆弱的。如朝美没有经贸基础，二者的谈判与协议易受个人意志与权力更迭而改变，朝韩关系亦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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