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庇古撰写了《战争经济学》。他在书中延续了福利经济学的思想,认为自由主义无法避免战争,只能用转移支付的方法——将富人部分收入转移到穷人,以减轻国民福利的牺牲。
一战后,美英法等国齐聚巴黎凡尔赛宫试图瓜分德国。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谈判代表,反对对德国的过度制裁,以免激发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但被与会者漠视,凯恩斯愤然辞去了和会代表职务,然后撰写了《和约的经济后果》,引起巨大争议。
他在书中焦虑地写道:“在我落笔之时,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中东欧的人们则陷入到了令人感到可怕的麻木状态……仰天长问!人们忍耐的限度还有多少,最终从哪个方向来寻求脱离苦海,谁人可以为此作答?”
结果,正如凯恩斯所料,战后德国经济崩溃,爆发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及国家复兴主义沸腾,纳粹党领袖希特勒在德国民众的簇拥下登台,二战日益迫近。
德国历史学派主张“德国特殊论”,与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不谋而合。新历史学派代表维纳·桑巴特,写了一本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书,赞颂希特勒是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示,而且元首的话就是永恒的启示。
当时的德国,理性的言论及客观的描述被认为是刺耳的、卖国的,自由贸易及对外开放被贴上投降主义的标签,公共的广场被民族主义者及纳粹主义者的噪音、喧嚣及反智言论所占领。
德意志,这个强悍的民族,经过两次炼狱般的洗礼,最终明白了人类文明的真谛及灵魂的归宿。
可见,从一个因战争而诞生民族国家,到抑制战争的法治国家,这个距离或许是几个世纪,这个代价或许是生灵涂炭、文明罹难。
03
战争与和平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是被战争统治的历史,更准确说是被意识形态战争统治的历史。
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亲身经历了这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战中,米塞斯在东部战场中艰难地生存下来。战后,他撰写了《民族、国家和经济》,认为顽固的民族对立情绪,驱使本国卷入这场战争。
二战爆发前,米塞斯在学术上一直被德国历史学派排除、打压。作为犹太裔学者,他遭到纳粹的迫害而逃亡瑞士,后辗转抵达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