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启之王朝天然具维护政权合法性的战争倾向。当这三大主义泛滥成灾时，战争灾难也就不远了。
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敏锐地洞察到：“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
所以，战争催生了国家，反过来国家又可能成为战争的机器。
02
战争与经济
与中国相比，欧洲国家的形成要晚得多。中世纪及之前的欧洲属于城邦自治式国家。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历史大分野，民族国家逐渐出现。
欧洲国家的诞生同样源于战争，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战争——意大利战争。
东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大陆上的城邦相互征战，试图扩大领地。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城邦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加速了法国、西班牙、奥斯曼土耳其、意大利等主权国家的成立，奠定了欧洲国家版图——三十年战争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
在这场战争中，欧洲一些学者（如柯贝尔）开始思考：“在欧洲诸国关于谁能够取得支配地位的问题上，商业引起了它们以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持续争斗。”
柯贝尔等重商主义者视贸易等同于战争，他们认为：“商业是国家间永恒的、和平的战争，是精神和工业的战争”，“谁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就控制了世界帝国，谁成为世界帝国的主人，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者将商业与贸易定义为侵略手段及掠夺财富的工具。他们主张限制出口，最大限度地创造贸易顺差，赚取巨额外汇。这种“彼之所得我之所失”的主张，很容易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后来，休谟、魁奈等学者大力批判重商主义，进而催生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贸易与战争的本质相悖：“所有贸易本质都有利益可图，即便对受益最少的一方也有好处。所有的战争本质上都是摧毁我们人类”。
古典自由主义的自信来自斯密的分工及市场学说以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论述了战争和军队。他意识到劳动分工抑制了战争，职业军队的出现有助于国家稳定。劳动分工及贸易互利，大大增加了战争爆发的成本。
尽管19世纪的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殖民战争，但是他们依然坚信，“曼彻斯特主义将终结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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