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服东夷部落集团时，黄帝的身份已从部落首领演化为军事首领，英雄主义的个人崇拜日渐汹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黄帝属于军政府，掌控军事征伐权。
英雄崇拜的结果是权力泛滥。原始战争加速了权力集中，促使部落军事首长的权力向王权演变，从而凌驾于各大小部落之上。
恩格斯主张国家掠夺和剥削理论，他写过一本书叫《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恩格斯说：“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机会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
不过，五帝时代处于部落向酋邦过度的时代，与真正的君权国家还有距离。五帝时代虽然权力逐渐集中，但王权更替依然采用禅让制。尧虽有一个儿子，但将王权禅让给了舜；舜虽有九个儿子，但禅让给了禹，“至公也”。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当时战争频繁，必须推举出德才兼备、能征善战的首领才能带领部落存活。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政治斗争，如舜逼尧退位。
到了禹时代，华夏部落彻底征服了苗蛮部落，华夏在中原得以立足，禹的个人威望与权力也登峰造极。
这时天下似乎太平，安全的威胁降低，禹并未采取禅让制交出王权，而是将首领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禹启父子相当于将王权私有化了。
启是华夏国家第一位以世袭制而获得王权的首领。继承制的确立，标志着早期华夏国家的建立，从此开启了家天下的帝王统治。
不过，启必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王权合法性。
当时，有扈氏部落反对启继位，维护禅让制，启对有扈氏部落发动平叛战争。“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号令三军：“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
“行天之罚”意思是替天行道。启推行意识形态统治，使用“君权神授”来维护其政权合法性。几千年来，历代君王效仿之。
启警告臣民们：“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听我命令杀敌，我就会在祖宗面前赏赐你们；否则将你们降为奴或杀掉。
政权的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战争的合法性是三位一体的。
启面临政权合法性问题，不得不以意识形态、“行天之罚”及威逼利诱，将臣民与国家利益捆绑，进而以国家之名义发动战争，维护王权统治。本质上，甘之战是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的王权战争，并非华夏部落与有扈氏部落之间的战争。
与政权合法性国家爆发战争时，启之酋邦国家始终面临内部的脆弱性。比如满人靠征服统治汉人，政权合法性上存疑。康乾年间，贵州苗彝叛乱，有汉人“指使”、“勾结”，朝廷将这些汉人定义为“汉奸”。
这时，像启一样的王不得不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煽动仇恨与对抗，拥趸与炮灰，将个人、政治与国家模糊化、复杂化、一体化，进而以国家之名发动战争，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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