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建立中央威权体制的国家。这个体制始于秦始皇,定型于汉武帝。而欧洲威权体制的建立则要晚1500年以上,其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法国路易十四的政治模式。
汉武帝对威权政治模式的塑造,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与其向国外寻求反垄断的例子,来作为证明今天中国反垄断的依据,不如从汉武帝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寻找智慧和依据。
下面引用《何新经济学思想述评》一书中对于国家治理的评论。以下内容节选自该书第四编的一篇文章《论治理流通梗阻》。
面对大危机,历史上大体有三种办法。
一是对外侵略、向外倾销(其变种包括金融劫掠);二是闹革命,大幅度地调整生产关系(其中包含减少人口,减少资源消耗);三是搞凯恩斯主义,多印钞票,灌溉实体经济。
第一条牵涉到政治道义问题,本文不讨论。对于第二条,何新在《我的困惑与忧虑》一文中指出,现代主要发达国家,如美、英、德、法、日,之所以能够跻身强国行列,都有赖于国内长期保持稳定,极少发生国内革命。反观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形成:贫穷落后财富不均——于是暴力革命——于是动乱——于是更加贫穷落后——于是再动乱、再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
如果要更加全面和辩证地解释,也许可以这样说,暴力革命的确可以成为国家富强的条件之一,能够打开奋起变革之门。但经济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用经济的手段解决,暴力革命之后依然要尊重经济规律,通过和平时代长期艰苦的建设,使国家走向富强。例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就绝不仅是单纯进行了暴力革命这个缘故。无论在革命或和平建设时期,中共都领导实施了巨大的、不断的经济变革,使经济状况不断适应新的形势,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所谓革命,实质就是变革生产关系。人们常常会生出一个愿望,能不能在不那么血腥的情况下,或者不波及过多领域的情况下,相对温和地实现生产关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