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为了抵御美国从朝鲜与我国东北投下的鼠疫细菌弹,党中央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毛主席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到了1953年,国家又从上到下,宣讲以“灭四害”为核心的全国卫生大扫除。全民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消灭了多少种害虫,从根源上杜绝了多少种流传几百年的瘟疫。
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更多的是树立了几代人相互传承的全民卫生等同于爱国,疫情防控等同于对敌作战的精神。正是这种爱国热情,这种重视病毒的紧迫感,成为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全民支持隔离防疫,严控政策的民意基础。中印两国政府都在努力提高全民免疫力。中国政府通过全国卫生大扫除,从根源消除病灶,改善民生环境,让老百姓养成喝热水,吃熟食的生活习惯,来提升全民免疫力。
印度政府通过恶劣的生存环境,病毒自相残杀,强者生存的逻辑,让印度人从小浸泡在病毒培养皿里,通过各种病毒的淬炼,来提升全民免疫力。最终,在新冠病毒面前,两国免疫力配合两国不同的民意,不同的政策,造就了天差地别的差距。
肆、邪教不除,病毒不灭
提到印度,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散装印度”这个词,无论从政治上,语言上文化上,印度都是勉强捏合的散装货。在疫情面前,其他的散装和自由散漫还可以忍,中印两国天差地别的宗教治理能力,也是疫情防控成败的关键。在中国,拥有宗教自由,可是没有邪教自由。
一旦有了邪教的蛊惑与滋生土壤,哪怕是韩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疫情也被邪教的传播,带来一波又一波。日本与韩国还有相对强的政府执行力和中央政权,邪教对病毒防治的危害被压缩在少量地方零星爆发。在印度,几乎没有邪教的概念。因为在印度全国,有一定跨区域影响力的宗教就有几百个。算上各个地方的“野神”,印度全国几千个宗教,几十万个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