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必须先理解两个关键的现象,它们作为现代全球经济的基本方面而存在关联——在损益表的上半部分,通过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企业削减了运营支出;在损益表的下半部分,他们对税项费用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将利润转移到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爱尔兰、荷兰、卢森堡、新加坡和瑞士等低税率司法管辖区。现代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这两项行动。
David Fickling认为,在截至2018年的十年间,仅仅七个用于避税的离岸中心流经的外国直接投资就达到约三分之一。根据《爱尔兰时报》的年度排名,爱尔兰最大的四家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母公司Alphabet、脸书和微软在当地的子公司。在截至2019年的十年中,对于每1美元投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仅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人口合计约10万人)就会收到大约76美分。
这种“投资”更多是以公司倒置重组和授予知识产权的形式进行,而不是建立真正的新业务。即便如此,这也对公司利润以及政府征税收入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经合组织(OECD)去年的一项研究,减少此类行为的改革措施可给各国带来每年约1000亿美元的效益。其他人估计的数字还要高得多:2018年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认为,全球的税收收入损失约为2.15万亿美元公司税纳税额的10%,而欧盟可能高达20%。
耶伦不是第一个建议严厉打击这种行为的人。事实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最初几年,此类行动就被认为是危机后政府预算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此类活动也就成为了20国集团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一个主要议题。
要说这些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那就过于夸大其词了。过去十年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他们不再致力于防止利润外流,而是改为降低自己的税率。自2008年以来,37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有24个降低了自己的企业税率。只有7个提高了企业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