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清晰地认识国际社会的大发展，就要了解世界的变与不变。世界上不变的是中美对抗的结构特点，和中美两国一方正义一方邪恶的本质。变的是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中美两国的互动模式和中美对抗对世界的结构性影响。
归根结底，中美之间的博弈性质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已然发生质变。美国已然认定中国的发展必将撼动长期以来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秩序体系，必将使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颠覆。因而，美国已将中国视作必须击败的敌人，中美关系已被美方拖入零和博弈的轨道。
首先，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米尔斯海默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看重安全，为了追求安全，需要不断扩充自己的权力，在对方打倒自己之前遵循“自助原则”打倒对方。
美国认为，中国由于自身不断发展，最终必将在地缘、意识形态、科技、贸易等领域扩充自己的权力；而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遏制中国。如果换作3年前，中美之间的立场分歧或许还可以彼此之间的高层对话接触或双边协调机制加以管控。但是现在，中美之间已不复当年那般的对话与互信基础。
过去的中美矛盾是单元层面的，美国攫取了绝大部分权力，中国则向其中部分权力发起挑战，双方输赢不会影响二者国运，对世界也不会有深刻的结构性影响。现在的中美矛盾是结构层面的，二者的博弈是最极端的零和博弈，双方对权力结构的诉求，都有相当程度是基于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和对自身安全的考量。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拉近速度被新冠疫情催化，结构性冲突提前到来。
其次，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此将引入建构主义范式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西方白人长期以来有着文化优先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带来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代表，其他民族都是劣等人种，需要接受“改造”。
事实是否如此呢？在自诩“民主灯塔”的美国，黑人发出“我无法呼吸”的怒吼，就是对其自我标榜的人权意识和普世价值观最尖利的讽刺。即使是有些国家带入圣母的视角“善待”不同族裔的人，其本质也是怜悯而非尊重。就像伪善的北欧国家，一边将金融业和高新制造业捆绑起来剥削全世界，一边假惺惺地接纳来自中东地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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