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在马尔库塞“白左”思想的影响下发起了嬉皮士运动,黑人平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引发的反战主义思潮也在同一时间爆发。《1968》一书认为美国的社会撕裂在这一阶段是“前无古人”的,但是美国社会并没有崩溃,因为这一段时间正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GDP的泡沫是社会各社群矛盾的粘合剂。
为什么中美冲突会从贸易战开始呢?资本主义的衰落,受到直接冲击的不是政客,而是资本家。列宁将帝国主义称为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金融帝国主义由此已是半截入土了,西方企业是首先被震荡波及的。
2020年底瑞典突然对华为颁布禁令,其原因在于瑞典本国的电信巨头爱立信在5G领域被华为弯道超车。爱立信若是被华为抢占市场份额,其盈利额下降势必影响瑞典银行家对爱立信的资本投资收益,瑞典金融机构的剥削能力也会随之降低,其引以为豪的福利国家制度将被华为穿着格子衫喝着快乐水的程序员们动摇。
为什么要对中国的棉花下手呢?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野口悠纪雄在《制造业毁灭日本》一书中写道,发达国家的进出口与原材料供应息息相关,许多发达国家自身就是原材料出口大国(比如农产品之于美国,钢铁之于日本,铁矿石之于澳大利亚),而进口原料的来源和数量是衡量贸易顺差或逆差数额的重要指标。
西方抵制新疆棉花,一方面使中国棉花供给与需求无法对接打击新疆集体化农业经济,一方面促进自身棉花生产销售,一方面平衡与中国的贸易结构推进制造业“去中国化”,一方面抬高国际棉花价格以提升产业链上有利润。光是经济层面西方就可以“一石四鸟”,更不要说政治和意识形态博弈上的收获了。对于H&M这样直接销售的企业,应该抵制,对于阿迪达斯、耐克这样主要由国内经销商代理销售的企业,盲目抵制只会祸及同胞。
大发展
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着的,国际社会也一样。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而最根本的是内部矛盾,其系统优化论认为关键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对整体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社会中单元的性质及相互关系变化对结构产生影响。西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研究国际社会的组成和运动趋势应着眼于结构性互动而非单元调整。
无论用哪种范式来认识世界,都强调国际社会的结构是发展的,也都认为关键单元性质的变化与互动对结构塑造具有深远持久影响。毫无疑问,2020年后国际社会结构特征是中美对抗,最重要的两个单元是中国和美国。其中,中国的变化是逐渐强大,美国的变化是逐渐衰落,双方力量对比是美国综合国力强于中国,双方的互动模式,则是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