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第三种方式是不是具有可行性呢？表面看起来好像容易做到，实际上也十分困难，俄罗斯的暗杀小组踏遍全球，因为普京“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有群众的自发支持，他什么都想干，什么都能干，而中国的法治高度完善，把好人捆得死死的，什么“违法”的好事都干不了，什么坏事都抓不住，真要有个暗杀小组，结果是暗杀那些叛国富豪，还是杀那些追捕叛国富豪的人，都很难说。
或许有人对此又会跳出来指责说，法治完善不是好事吗？凭什么要否定法治完善？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最近也还在讲，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只是在此重复提醒一下，日本电影《追捕》告诉人们，所有好人要干好事必须违法，是100%而不是99%;相反，所有坏人要干坏事必须要有司法保护，同样是100%。
美国好莱坞的英雄形象史泰龙和施瓦辛格，在影片中无一不是被迫采用违法犯罪手段，最终才能伸张正义。美国之所以吸收中国文革的因素实行共同诉讼制度等司法改革，历史背景也就在于此。其实稍动脑子想一想就会明白这个道理，法律本身就是李嘉诚、潘石屹这些人授意法学家制定的，又怎么可能用这些法律来约束和惩办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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