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隆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辨认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而只是公安机关的一种侦查手段。即便如此，本案中的辨认环节也显得太草率。案件发生于1983年1月25日，辨认是在3月5日，相隔40来天，辨认的准确性值得怀疑；魏清安脸上有个疤痕，还长着一个红色的痣，当时左手受伤，被纱布包着。这些非常明显的外貌特征，受害人从未提到，这是不正常的。
判决书认定，刘某被强奸的时间发生于1月25日下午5点5分。此时，一整天在为邻居魏天续拉土盖房的魏清安刚回家，躺下休息一会，正巧村里兽医魏玉民来家里给猪打针，他与父亲一起，给魏玉民帮忙。魏玉民提供的处方上记载的时间是下午5点21分。从魏清安家到案发地相距4公里，步行约需一个小时，骑自行车大约25分钟。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魏清安都没有作案时间。这些事实有很多人可以作证，但原办案人员既没有实地调查，也不听魏清安的辩解，凭主观臆断，草草定案。
而另一个在理论上很可靠的技术性问题，却出现了低级错误———刘某报案后，法医提取了精斑，经检验，精斑为“O”型分泌型，与魏清安血型一致。由于这项技术鉴定的支持，办案人员确认魏清安就是作案者。河南省高级法院在进行死刑复核时，除了魏清安的口供外，认为本案最为核心的证据，一是受害人的辨认，二是精斑的血型化验，是刑事科学鉴定，既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过坏人。在魏清安临刑前喊冤时，执行人员紧急报告省高院分管领导，这位领导就是以“这个鉴定不会错”为理由，最终下令执行。
但是，从侦查到判决，显然忽视了一个常识性问题。因为血型鉴定不同于DNA，后者可以达到99.99%以上的准确率，其鉴定结果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但血型鉴定不同，因为人的血型只有A型、B型、AB型、O型以及部分特殊类型，每一种血型都有巨大的群体。
魏清安一案的办案人员和审判机关的某些人开始还在狡辩，认为血型鉴定证明作案者就是魏清安。直到抓获田玉修，田的血型也是O型，使得一部分人在证据面前，终于意识到此前对魏清安一案血型鉴定的常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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